我的第一支烟斗是240元的3B烟斗。记得当时找遍了淘宝网才发现上海烟具城有卖，于是请办公室的徐小姐网购了一支。此后又陆续添置了几支千元以上的手工斗，或许是童年的烟斗情结在作怪，也或许我真是个烟斗村里的“贱民”，总觉得那支便宜的3B好用。
    我第一次听到3B这个名字是在四十多年前杭州九溪十八涧的一个茶农的竹棚里。
    那是一个初春的早晨，蜿蜒的山间小路，青草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，满山的竹林被雾笼罩着，空气是那么的湿润，鸟儿嬉戏。父亲和赵丹先生坐在茶农的竹棚里那只别具一格的竹编小方桌前，一边喝着刚炒焙出锅的龙井，一边侃着，我则专注地在看茶农用粗糙却又灵巧的双手炒焙着茶叶，茶农憨笑着用杭州官话说是要给两位先生带走尝尝鲜。那时我刚满十岁，不喝茶，更不懂茶，只是觉得那扁扁平平的龙井绿得好看，而且发出阵阵清香。不一会，茶叶炒焙好了，赵丹先生招呼茶农等茶叶凉了再装盒，先一起上桌喝茶。茶农抓了一大把香榧子给我吃。茶农落座后掏出了长长的旱烟筒，竹竿铜头的那种。父亲和赵丹先生也取出了各自的烟斗，他俩交换了烟草，用几片茶叶垫底后再装草点火。说着说着就说到了烟斗，原来，父亲和赵丹先生都是用的英国的3B烟斗。于是，免不了对3B大加赞赏，父亲更是掏出了两件宝贝：套在手指上的压棒和通签，赵丹先生的眼睛非常明亮，此时更是放出了光芒，连说“好白相，好白相”（上海话好玩、有趣的意思）。3B这个名字就此植入了我的心灵。
    父亲烟瘾很大，除了吃饭、睡觉、演出外，烟不离口。常抽的是粗壮的雪茄，总是用小刀切除一头再插入一截火柴杆咬在嘴里；其次抽的是听装的三五牌香烟；再其次便是烟斗了。父亲只有在回苏休息，心情十分愉悦、放松的时候才悠闲地抽斗，烟草也是从上海带回的黄黑两种草叶自己调配完成，父亲会把烟叶摊平在地板上，取来母亲常喝的郎姆酒，用嘴将酒均匀地喷洒到叶面，搅合切碎晾干后收藏和使用。
    杭州回来数月，史无前例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轰轰烈烈地开始了，小将们冲进我家，以雷霆万钧之势，荡涤了一切“污泥浊水”，当然包括父亲的许多烟斗，对封资修的烟斗，除了踩还需砸。当父亲急急忙忙从上海赶回，望着母亲整理在纸盒里的一大堆破碎解体的烟斗，父亲脸色陡变，双手颤抖，许久才说出了两个在十年后流行的字眼：浩劫。然后关照阿姨拿出去生煤炉吧。我跟着阿姨下楼，下意识地挑出了一只还算成形的烟斗，那正是一支崭新的3B斗，只是斗嘴断裂了，我将它收藏了起来。那时我正为不翼而飞的成套中外邮票心疼不已，得此稍微弥补了心灵的伤痛。
    俗话说：祸不单行。不久，父亲便在上海被四人帮迫害致死，万念俱灰的母亲仅仅带回了父亲的一把剃须刀。一家人没有眼泪，只剩迷茫。我也在苦难中度过了我的少年时期。
    那支捡回的3B烟斗被我用剪碎的乒乓球放入香蕉水里合成的胶水粘合完整，不时会悄悄取出看上一眼。几年后，在我登台扮演刁德一时，我居然异想天开，斗胆地篡改了革命样板戏，叼着那支烟斗取代了卷烟，被工宣队骂了个狗血淋头，差点被踢出学校宣传队。
我终于长大了，工作了，成家了，父亲也平反昭雪了。然而，含辛茹苦的母亲却积劳成疾，永远离开了我。下葬的那天，十多年来积聚在胸中的多少苦痛，多少委屈一下子喷发了出来，我嚎啕大哭，望着父亲空空如也的骨灰盒，我小心地放入了母亲从上海带回的那把剃须刀和那支劫后余生的3B烟斗。
    这就是我的烟斗情结。抽斗对诸位斗友来说是一种享受，对我则是一种深深的怀念。